医路风雨

[日期:2019-07-26   作者:何奋军   科室:口腔分院 ]

(一)

  记得前年通过中级考试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当时我师妹问我:师兄,毕业这么多年了,你怎么今天才过了考试,你不会考了四五年没过吧?看着这一句调侃,着实只能苦笑——毕竟,小我一年毕业的师妹今年已经可以报考副高,而我这一个中年大叔在前年才拿到考中级的资格,考试两年后才得到聘任中级的资格。——这,可能就是命吧。命归命,在中级聘任成功的那一刻,内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激动和感慨,不知不觉,即将进入临床工作12年了,过去这12年的的一幕幕酸甜苦辣不由得浮现在眼前。

(二)

  口腔专业的学生在进入口腔科实习以前是要有一个月在大临床见习的,主要安排的是内外科的学习内容,我们一个班被分在某地级市医院(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我必须隐去医院的名字)。去那里的第一个科室是消化内科,我的带教老师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女医生,大概三十几岁的样子。第二天,她忽然和我说:一会儿要来几个病人家属,你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就行了。我似懂非懂的嗯了一声。病人家属来了以后,和带教老师在用方言交流着,我听的并不是很懂,但看着双方的情绪是越来越激动的。然后,老师说了一句我估计是让家属把患者接回家之类的话起身就走,坐在一旁的家属起身追,在老师刚刚跑出办公室门的时候,我用1.9米的身体把门堵了一个严严实实,然后是狠狠一拳被家属砸在了后背上。愤怒的我转身准备和他们干一场,看到的却是几个男家属大声痛哭。我一时间不知所措,看着我的老师已经走远,我也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查房的时候,那个床位已经住了其他病人。老师和我说:那是一个孤寡老人,亲戚只剩下了比他年龄还大而且病重的哥哥,以及两个侄子;一家人的生活本来就紧张,两个侄子还算孝顺,但他几次住院,再加上哥哥看病的花销,整个家族已经快被拖垮了。那天的谈话就是看这次病重,家属又去不起ICU,劝他们回家(按照当地风俗,死在外面是不能回村的)。两个侄子想救,又无能为力,只好把情绪发泄在了医生身上。听完这些,忽然感觉到如果我挨的那一拳能让他们感觉到心里舒服一点,也值了;也终于意识到矛盾的兄弟俩给完我一拳以后为什么痛哭不止;很多年以后,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一句台词可能最能诠释当时的情况: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在见习第二周的一个下午,我和我的几个同学中午刚刚睡醒,结伴往科室走,走到普外科看到医生办公室围了满满的一屋子人——里面有多少不知道,但外面的走廊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其中还有很多保安、警察。出于好奇,我们没有继续去科室,而是站在楼梯口看。一会儿,一个黄头发的中年女人出来了,嘴里用方言骂着什么,但警察那些人还是没有进入到办公室。又过了几分钟,里面传出了很大声的叫喊声,是一个年轻男子的,然后那个中年黄毛女人继续大声的骂着。我们看到了普外科实习的同学,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的带教老师被打了,20几天前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小baby病重,从儿科转到了普外,家属是当地比较有地位的,想放弃救治,又担心众人的眼光,于是就把这个小baby丢在医院只留下一个阿姨陪着,可能是想任其毁灭,但是没想到,经过主管医生的治疗,小孩居然慢慢好过来了——就是我同学的带教老师,期间还为其垫过几次住院费。这几天通知家属来接小孩,估计家属可能认为这样救过来的孩子以后也会有后遗症,但是又不能不接走 ,就随便找了一个借口,今天来了几十个家属,在办公室围殴那位年轻的医生。听完了他的叙述,我说:兄弟们,打进去。我们几个握着拳头,站在走廊,忽然,其中一个同学反问道:打?打谁?打家属?你能打得过吗?警察站在那里都没管,你管什么?打领导?主任过去看了好几次,现在主任把办公室门一关,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领导都不管,你管什么?你不会因为警察不管事去打警察吧?告诉你,这是袭警,是犯法的啊!时刻抓你去坐牢!那天,我们就握着拳头,站在走廊,看着那个黄毛女人出来、进去,再出来,再进去……看着那些警察站在那里无动于衷,看着主任办公室紧闭的门,最后看着那个穿着被扯的一条一条的沾满血迹的白大褂的年轻人鼻青脸肿的走出了办公室的门,不知道他走向哪里。那天下午我们没有去实习,回到宿舍也没有往日的笑声,不同科室的同学回来讨论的基本都是这一件事。一些情绪激动的女同学摇着我们几个的胳膊,大声哭着:为什么我们的老师被打,你们不去救人?为什么?她们哭了,我们也哭了。那是我第一次因为这个职业流泪,但却远远不是最后一次。

  见习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叫欣,她的男朋友江和她从小青梅竹马,两个人从小学谈恋爱,每次老师家长都拿他们当反面教材:早恋不会有好果子的,看看欣和江就知道啦。没想到,两个人一起考上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最后居然一起考上了山西医科大学重点专业。据说,他们当地的小孩现在都这么和老师家长说话:你看人家欣和江,就是因为早恋才能考一个好大学!江和欣每天在一起,和我们自然也是很熟的。见习期间,他经常从太原跑到忻州来看欣。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同学说:江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学校不和正常的同学住在一起,他们那个宿舍的都是同样的携带者。大家先是沉默,后来召开了除了欣以外的会议,一致决定:以后江再来,任何人不许接待他,不许他睡甚至坐我们的床铺。这次江再来的时候,有两个宿舍居然死死关着门,不打开;而欣的舍友,才吃过晚饭,就表示太累了,想睡觉,江和欣只好离开宿舍在大街上逛。我从科室回来遇到了他俩,欣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想隐瞒,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俩。江说:全国十分之一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通过药物治疗完全是可以转阴的,现在入职体检都不查乙肝了,作为医学生的我们怎么还有这么歧视的眼光。再回去宿舍是不可能了,欣陪着江在网吧过了一晚上。那段时间,大家像避瘟神一样避着江,也避着欣。欣没想到,所谓多年的同学情谊,竟敌不过一个已经控制的乙肝病毒。那段时间,她已经很少和大家联系。

(三)

  见习过后,就是口腔专科的实习,我实习的单位是山西医科大学某附属医院,我们那年一共9个人在那里,其中4个是本院的子弟,2个同学一组,基本上是一个子弟和一个普通学生的搭配。实习第一天,教学秘书把我们带到了老师面前,她对老师讲的话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杜老师,我今天给您带来两个实习生,这个是我们单位**的孩子……直到介绍完,统统在说那个子弟,从没出现过我的名字,我只能尴尬的一笑,或许,我那个时候存在的意义就是“两个实习生”中的另外一个吧。

  口腔科是一项医护分不开的劳动,杜老师要求我们实习的同学一个是医生的角色,另一个就充当护士的角色,配合调材料啊,给病人摆体位啊等等。并且,由于手套数量有限,“护士”是不可以戴手套的。规矩定的挺好,但只要病人来,杜老师总是大手一挥:**,你来操作,小何,下次到你。下次,对于我来说,似乎应该叫永远。实习一个月了,我还没戴过手套,我那时候的梦想简直就是偷一副橡胶手套回家戴!很多次,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眼泪哗哗的流,没有抽搐,也没有哽咽。实习3个月,出科的那天,我终于戴了一次手套:那一次,是我的亲戚来补牙,而我的搭档去上考研辅导班了。

  我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倒霉的开始。轮转的第二个科室是修复科,众所周知,修复科最赚钱,所以实习生、进修生很多,修复的老师也很牛,我去的时候,他直接说:我看你根本就不像做医生的料,站在离我2远的地方,别靠近我!2远,你知道,这么远的地方,我连病人的头都看不见,更别说牙了!这次没有眼泪,因为内心中我仿佛早已预料到结果,只是没料到会这么糟糕。

  当你希望事情有转机的时候,事情往往会更糟。在修复待了一个月以后,正好我被选到了正畸科。带教老师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她女儿在一所重点中学读书,她和那里的老师联系很紧密,由于我自己骑车上班,我几乎成了他们的联络员。我干的事情是往返于医院和学校之间,今天给老师送药、保健品,明天取辅导资料,模拟题。据不完全统计,在正畸的一个月里,这事情我干了20多次,呆在车上的时间比呆在科室的还要多。出科的时候,老师深情的说很舍不得我走。

  有个成语叫做“否极泰来”,这个词可以贴切的形容我的实习生活。我“被调配”到了口外。带教老师比我大23岁,因为实习生少,他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就算急诊操作,只要我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他也会给我充足的时间完成。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先实践,然后再看书,马上会再实践,如此反复,收获颇多。2周以后,我基本可以独立完成简单的门诊操作。那段时间虽然苦,却很充实。在口外的三个月,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这也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工作的快乐。

  其实,选择口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能吃饱。读书那个时候,三块五一碗面,我基本一分半钟就吃完了,如果放开肚子,估计可以一口气吃四、五碗没问题。在手术室就不一样了,那里每天有八个热菜、四个凉菜供应,面条、米饭、烙饼都是随便吃。每天上午还没做完手术,我似乎已经闻到了鱼香肉丝的香味。我基本每次都是“贴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那个时候,我就想,为了能吃饱,也得考口外的研究生。更美妙的是,在北方那种澡堂不是很多的地方,手术室居然可以免费洗澡!手术室的生活对我来说,不仅是奢侈,简直是奢华!

  现在想想,青春真的是一个没有遗憾的季节,实习就是一段流着眼泪还说很甜的时光。

(四)

  我对医学其实是比较晚熟的,大学毕业后的定位都不是很清晰,直到实习快结束的那个五月。2008年5月12日的早上,我像其他任何一个早上一样,七点钟起床,跑到洗漱间以飞快的速度完成了洗漱,在大学门口买了一个鸡蛋饼,边啃边骑着二八大自行车去往实习医院。我记得很清楚,学校里、医院里贴满了庆祝“5.12”国际护士节大大的广告标语,而我心里想着是晚上又可以看晚会了——主要是护理系的节目女孩子多!。中午我在口腔科的治疗椅上躺着睡午觉,打扫卫生的小卫姐刚刚来到科室收拾东西。忽然,我看到头顶的灯棍儿晃了一下,我揉了揉眼睛,紧接着,又晃了一下,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即爬了起来,看到小卫姐扶着头站在那里。我喊道:小卫姐,出事了,快跑。说完我准备往门口跑。回头看了一下小卫姐,她还扶着头嘟囔着:我头晕。我想,不能再等了,必须跑了。而此时,连续灯管的晃动更加剧烈起来。我抱起小卫姐二话没说冲到了走廊,在走廊的玻璃上,我看到了医院的院子里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下午上班的时候,大家得知了5.12国难的发生,再后来,护士节庆祝活动取消了,全民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我清楚地记得,5月13号那天中午三点,所有的医生、病人、实习生、工作人员都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致哀,所有的汽车集体停在路上鸣笛一分钟——在我的印象里,只有1997年邓小平同志去世有如此大规模的致哀行动;我身边的带教老师每天都在报亭买最新的报纸或者很多人挤在科室唯一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上浏览;紧接着在新闻里看到了温家宝总理赶赴第一线指挥抢险的画面,看到了总理满含热泪的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写下:多难兴邦!那一刻,我们所有的人的心都和灾区人民在一起!再后来,山大二院承担了灾区几十个伤者的救治任务,我们为自己终于能为灾区做一点贡献而高兴无比。

  很快,我们毕业了,母校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深情演讲:同学们,你们的人生注定被历史赋予重任,03年非典肆虐,在这个时候你们义无反顾的走进医学院校大门,都是真爱啊!08年汶川地震灾难发生之时,恰逢你们毕业之时;时代赋予了你们这一代人艰巨的历史使命,我们是否应该更加珍惜自己学习的机会,去迎接历史的挑战?

  可能也正是在毕业典礼以后,我,还有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才逐渐开始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位。

  时间过得很快,实习开始也就意味着考研冲刺的开始。我们班一共三个人报了中山大学:一个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用辅导员的话说:她(考上中大的研究生)是内定的;另外一个是她男朋友,辅导员说:努努力,还是有希望的;第三个就是我。考试前两个月,辅导员找他俩谈话,让她好好备战,争取考出更好的成绩;让他多向她学习,争取能一起去中大;当然,辅导员也找我谈话了——让我不要去影响他俩。其实考上研究生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从大学一年开始就没有放弃过学习,每年的寒暑假都在看英语。那年的考研结果出来了,我妈说:“从太原来到广州读研究生的只有你一个人,那段时间,我做梦都会笑醒。”校园里的消息总是传的特别快,很快,“那个口腔系打篮球的大个子考上中山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辅导员兴高采烈地接受采访:这是我们学校历史上第一个体育特招生考上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这是我们口腔系重视学生培养的结果……那边是大肆的宣传,而我却出奇的安静,所有的同学都结束了实习,我还是默默地骑着我的二八大自行车往返于实习单位和宿舍。除了两张集体毕业照,我没有参加任何的庆祝仪式,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合影、留念、纪念册。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那么安静,以至于后来很多同学说起来我,有讲不完的故事,但真正找我的资料,却只有那两张集体照。

(五)

  研究生期间很不幸的遇到了走入临床以来的第一个医疗投诉。严格意义上讲,那个时候还没有取得医师资格证,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临床医生,但科室人手严重不够,研究生都是作为一线员工单独接诊病人的,只是每次都必须向科室领导汇报接诊病人的情况。阿芳阿婆是我在临床接诊的一名并不特别出众的胃肠外科的住院病人:左上前磨牙的叩痛,简单问诊过以后,考虑根尖炎,第一次开髓治疗后,她的病情好转了很多,但是第二次根管预备完以后,她出院回老家,没有再来进行后续的治疗,问题就出在根备完以后。一天,医务科忽然拿到科室一份投诉信的复印件,是阿芳阿婆寄来的。投诉信的大概意思是:第二次治疗完以后疼痛加剧,她出院后在当地医院继续治疗被告知残余牙体已经折裂,不能进一步治疗。患者推断可能是第二次根管预备的时候医生搞坏的牙齿,所以要求赔偿。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及当地医院检查的情况我们推断,根管治疗后的牙齿会变脆,很有可能是患者咀嚼食物时造成的牙体折裂。医务科要求科室先和患者沟通,尽量在科室层面解决问题。我多次打电话和阿婆沟通,阿婆态度很坚决:她谈判的必须是科室领导,其他人她不愿意浪费时间。而科室领导那边的意见也很坚定:你自己的事情尽量自己解决。在半个月还没有得到领导回复后,阿芳阿婆再一次打电话投诉到了医务科,并且这一次的态度非常差,提出了更多的经济赔偿的要求。医务科再一次把投诉信给到了科室,并且要求必须把科室的处理意见反馈给患者和医院。这次,科室领导大怒,毕竟,半个月都没把事情搞定,这肯定是我的责任,加班挨骂是必不可少的,但好歹领导同意和阿芳阿婆通话。那天,阿婆在电话那头,电话这头是科室领导、我以及我的师兄:阿婆在那边说一句,这边我师兄便回复一句,电话是免提的,领导听到阿婆的要求,立即把指示简洁的写在一张纸上,师兄再根据指示回复阿婆,而我就站在不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那天的沟通很不顺畅,师兄对领导的指示很多时候理解的不是很到位,双方的谈判不欢而散。

  两周后的一天,我在放射科会诊,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阿芳阿婆又住院了。我立即根据住院号码找到了阿婆的病区,并打听到了主管阿婆的康医生。在和主管医生沟通后,他很有把握的说:这个阿婆人不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咱们一起和阿婆谈谈。大家见面很快聊开了,阿婆也确实不是不讲理的人,自己到医务科撤销了投诉。事后康医生和我说:这个阿婆跟了他近十年,十几次入院,大大小小做了七次手术,终于把命保住了,但是经济压力比较大,深圳的两套房子都卖掉了。这些年,大家像医患关系,更像朋友,像战友一样对抗病魔,阿婆的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大家也都尽力帮她,所以,当我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心里很有把握帮我说服阿婆,但也希望我能帮阿婆把那颗牙解决了,因为阿婆这些年真的不容易,这样的病人真的是需要我们珍惜的。很快,阿婆拔掉那颗裂开的牙齿,装上了新的假牙,就这样,一件令人头痛的投诉变成了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康医生也教会了我: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任,有时候超出了医疗技术的范畴。

(六)

  作为一线医生,在我院工作了七年多,这七年,有两个病人让我始终难忘。

  林小姐年龄和我相仿。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典型的右侧颌下腺结石的表现,并且那块表浅的结石很容易触及到。我详细和她解释了治疗的方案,因为经济的原因她想省点钱,不想做CT检查。我联系了放射科和B超室的电话,对方表示目前两者的诊断率都比较低,对颌下腺结石他们还是建议行CT检查,而一个CT的价格要700----一个上午四个小时的时间,我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在和她解释、和其他科室沟通。返回科室 ,我向林小姐说明了情况。她后来想了想说:您看这样好不好,先做手术取掉这个明显的结石,看看症状会不会缓解,如果缓解了,我就解脱了;如果不缓解,那也只能做CT了。我答应了她的要求。手术很顺利的结束,我满心欢喜的最后缝合着,打着结。病人千恩万谢的离开了诊室。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我也都很开心。

  第二天上午大概十点,我在分院上班,忽然接到了领导打来的电话:那个病人来了,右侧颌下肿胀厉害,病人痛苦万分,经过检查,是我误扎了颌下腺导管所致。我当时脑袋一下子就大了。等到病人来到我的诊室,我请病人坐下后向她道歉:“林小姐,对不起,是我的失误导致您现在病情的加重。”她躺在牙椅上,整个人的表情痛苦而疲惫,费力地说:何医生,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只是,我现在真的十分难受。这一句话,她用了很久才小声说完。我马上拿起剪刀,剪断了缝线,瞬间,颌下腺导管处涌出了大量粘稠的唾液,病人感觉舒服了很多。

  严格说起来,那确实是因为我的医疗差错导致的,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也害怕:林小姐是和她爱人一起来的,看得出来,他们也就是普通的打工一族,看病难看病贵可能是他们最深的体会,这个时候再发生一些医疗差错,是很容易造成投诉或者医疗纠纷的。而那时的我,大脑基本一片空白,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没想到,她从牙椅上站起来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何医生,非常感谢,接下来需要怎样治疗,我们去交费拿药吗?完全没有任何责备我的意思。主任过来和病人解释,他们只是很耐心的听着,并且一直在重复着:我们从就诊的第一刻,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何医生,即使过程有什么瑕疵,我们也坚定的相信何医生!

  以后的日子,我们慢慢成了朋友,对于在咨询口腔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她总是小心翼翼,并且不会因为认识我就不停的打电话、发信息,而是一大早挂号、排队,她说:医生上班的时候已经很忙了,我不能在你们休息的时候再打扰你们。唯一的一次是前几天,我刚刚下班,她小孩在课间玩耍的时候受伤了,老师打电话也说不清楚,只是让她尽快赶到医院。她带着哭腔问我:对不起,何医生,打扰你了,但是我真的很担心我的小孩,你是我最信赖的医生,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一边安慰着她,一边问着她小孩的情况。其实那个时候,我知道她自己也根本说不清楚,我的想法也是尽量平复一下她的心情。到了医院,结果是虚惊一场,她第一时间给我回了电话,告诉我不用担心,一切都好。

  那个时候,我在想,人的素质真的和身份、地位这些统统无关;那个时候,我也忽然感到了被信任真的是一种幸福。

  小王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男孩。第一次接诊的时候,是因为矫正牙齿,来到颌面外科拔智齿。其中一颗上面的智齿离上颌窦很近,拔除以后如果和上颌窦穿通,就会出现口鼻相通、鼓腮漏气、漏水,甚至感染概率增加出现上颌窦炎或者鼻炎的症状。

  在详细和他讲述完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后,他表示知情理解,并签署了手术同意书。手术很顺利,当时并没有上颌窦穿通的迹象,但一个礼拜以后拆线的时候,他却说鼻子一直不通。凭着经验判断,应该是上颌窦穿通了,再一次打麻药,彻底清除,重新严密缝合,似乎一切都那么顺利。又过了一周来拆线的时候,小王还是感觉到鼻子不通,并且还是拔牙那一边的。我开始有一点疑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主任,主任建议重新做一个CT,结果很快出来:上颌窦没有任何异常。经过很多个专家会诊,建议去耳鼻喉科看看。我立即联系了耳鼻喉科的医生,对症治疗后,小王的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并且出现了双侧交替鼻塞的情况,耳鼻喉科建议行鼻窦的CT进一步检查。小王和她的妈妈再一次找到了我。

  小王说:何医生,拔完牙以后,这个情况就出现了,会不会是拔牙引起的?

  我回答:已经做过CT,拔牙引起这个的可能性基本排除了。

  “那我为什么会一直鼻塞?

  “这个,还是按照耳鼻喉科意见做一个鼻窦CT看一下吧。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小王又一次找到了我,在我和耳鼻喉科医生看完以后,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问题。这就更奇怪了!耳鼻喉那边开了一些对症的药物,希望再看看效果,不过,能看得出来,小王的耐心正在慢慢的磨耗,因为,持续的鼻塞已经一个多月了。

  拿着前后几份CT,我找到了影像科一位主任医师,请他帮忙再看看。我和李主任坐在两台电脑前,细细的对比着,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李主任说:小何啊,基本可以判断出上颌窦和拔牙前没有什么变化,也没看到残留物或者炎症物质。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小王继续在门诊治疗着,鼻塞的症状却丝毫没有缓解,这其中,时不时来口腔科找我诉说一下。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十余次接诊,七八次找耳鼻喉科会诊,两次找CT室会诊,每份CT300余张片子,我反反复复看了20余次,很多个夜里,我都被一张张的跳动的CT片惊醒。然而,小王的症状并没有任何的好转。

  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哪里操作失误?是经验不足?我实在想不出来解释的理由。再想想小王,才20岁出头,难道以后鼻塞就伴着他一辈子?我心里的矛盾和不解时刻都没有离开过,就像背上背了一只猴子,时时都锁住喉咙,令我窒息。

  最后一次见到小王,我和他说:这样吧,实在不行去广州看一下吧,那边水平可能更高一点。小王和他的妈妈没有说什么,默默地离开了,但我知道他们心理面,一定不是滋味,就像我的心里,同样不是滋味。

  我以为这样我会轻松,但没有,背上的那只猴子总是会锁住我的喉咙,让我窒息。

  很快我就开始了住院总的生活,繁忙的工作让我无暇顾及其他,每天晚上,我都利用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来写抢救室的故事,让大家更加了解急诊科医生的工作。2016年12月30日凌晨0:53分,我写完了第十二个抢救室的故事,躺在床上休息。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也看到了下面一段文字:我是小王啊,记得我吧,我头痛好了,鼻炎也基本解决了。头痛是焦虑症,躯体表现为紧张性头痛,严重时呼吸不畅,现在基本痊愈了。焦虑症应该是我之前受眼外伤,在家休养一年多的时候出现的,只不过没躯体症状表现出来,一直在潜伏,焦虑症堆积成山开始爆发的那段时间和拔牙那段时间赶到了一起,找不到病因,痛苦了很久,找到病因后,困在里面许久。过程是曲折的,不过结果是好的。时间不长,但是体会到了很多,利大于弊吧。现在的医疗环境,老实说个人体验不是很好,但是你是一个可以让人信任的医生。希望越来越好。支持你,希望你越来越好。

  小王是凌晨4点多发的信息,我是早上七点钟看到的。看完上面的文字,我坐在床上愣了很久,眼泪就无声息的顺着眼睛流下来。那个早上,我就蜷缩在值班房里单人床的一角,任凭眼泪默默的流下。然后呢,然后发现那只该死的猴子终于不在我的背上,终于不再锁住我的喉咙。

(七)

  一路走来,可能经历了很多,才更加珍惜这份职业;可能经历了很多,才能更加珍惜你的患者;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职业,这样的使命,这样的患者,才让我们一次次提醒着自己:这份职业就是自己无悔的事业,也才能更加深刻理解那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最后,祝愿我的师妹副高考试顺利。